（1）根据材料一“唐末五代时期，在财政需求驱动下，国家在山海地区广泛设置……广置盐场……奏立税茶场”以及材料二“许多唐以来设置的‘场’纷纷升置为县”可知，特征类设问需要对材料信息进行整合概括，而非直接摘抄，由材料一“国家在山海地区广泛设置……这类‘场’或负责管理矿冶……或负责榷卖与征税”可得出，其由官府设立，兼具管理财税与行政的双重属性，经济职能涵盖矿冶管理、专卖与征税等内容；由材料一“或负责管理矿冶，如……取银利；或负责榷卖与征税，如……推行盐专卖……征收茶税”可得出，其设置类型因地制宜，会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品类、征税需求调整职能，管理方式灵活多样；由材料一“在山海地区广泛设置”可得出，其分布范围相对集中于山海类的边缘地带，并非核心农耕区域的常规行政设置；由材料二“许多唐以来设置的‘场’纷纷升置为县”可得出，其职能逐步演化，从原本的经济管控类机构逐渐成长为正式的一级行政机构。

（2）根据材料与唐宋时期的时代背景结合分析，趋势类设问需要从具体的制度变化中推导时代层面的发展走向，由材料一“在财政需求驱动下……负责榷卖与征税……推行盐专卖……征收茶税”并结合所学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、矿冶与茶盐等行业快速发展的知识点可得出，唐代到宋初社会经济整体发展，高利润的经济品类不断涌现，为国家设置专门机构管控提供了物质基础；由材料二“最典型的是安徽、江西、福建三地……宣州……江州……福州……‘场’升县”并结合所学唐宋之际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知识点可得出，南方地区获得深度开发，安徽、江西、福建等南方区域的经济地位不断提升，原本的边缘山海区域逐步成长为正式的行政建置；由材料一“国家在山海地区广泛设置……负责榷卖与征税”可得出，国家对地方的资源开发不断深入，管控边界从核心农耕区延伸到此前治理薄弱的山海边缘地带；由材料二“由场升县”的演变过程并结合所学唐宋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知识点可得出，国家对地方的控制逐步加强，原有的经济类管控机构逐步转化为正式行政单位，地方行政治理日趋完善，国家治理能力持续提升。